本报告基于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党政领导干部考察学习数据，构建了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并刻画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学习特征与模式。研究显示，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为考察学习的次数逐年递增。我们发现深圳市、杭州市、上海市和苏州市等是经常被其他城市学习的“明星城市”，而肇庆市、绵阳市和滁州市等是经常学习其他城市的“海绵城市”。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得到其他城市的青睐和关注。城市之间在政策学习方面存在明显的非对称和非均衡状态，即一些城市是以知识出口为主，而另一些城市则是以吸收知识为主。这些发现揭示了城市之间政策学习的特征，并为衡量和促进政策学习提供了经验依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政府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也不断增强，参与环保的热情也逐渐提高。更好地推动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需要相关领域的立法保障与完善。环境保护领域是中国较早确立公众参与观念、较早通过立法确认公众参与原则、目前公众参与法制保障最为完备的领域。1973年我国便“自主”产生了可与当代西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概念相媲美的“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的政策口号。经过四十多年的立法实践与发展，我国目前已经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行政许可听证、环境行政立法听证和获取环境信息等提供了必要的立法保障，使得公众获得了依法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5月24日，竺效教授应邀在“人大国发院名师讲座”系列讲座第八期上，对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制化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答。本文根据竺效教授的演讲整理，讲座由人大国发院院长助理马亮主持。

近年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其中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举措。产业结构升级能否简单地理解为降低工业比重同时提高服务业比重呢？中国的去工业化是成熟的还是过早了？2019年5月15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的“直面真实世界”系列讲座第八期讲座上，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解答。本文根据黄所长的演讲整理，讲座由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主持，国发院研究员邹静娴博士点评。黄所长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严谨的判断，并对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成就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指出了讲好中国工业化故事的六个关键。在此基础上，黄所长对当前中国工业化深化过程中面临的去工业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中美贸易摩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总体消费水平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整体有了极大改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居民消费还存在一定的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鉴于此，本报告主要从人口结构变动和消费方式转变两个角度，基于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和电商消费数据，分析居民消费的结构变化及其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消费趋势上，居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人口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从消费方式变革来看，居民网购消费额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电商效应明显，消费方式变化有助于平抑空间差异。

总之，无论是人口结构变化还是消费方式变革，都会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宏观消费结构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建议：一是，以消费为龙头拉动我国内需，仅有总量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密切关注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系。二是，由于人口结构变迁将从需求层面对各产业造成异质性的冲击，因此有必要根据居民消费结构的走势制定产业政策，以避免产业发展与消费需求脱节，进而造成产业结

近年来，东北地区黑土地质量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区域粮食供给，同时，该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露天焚烧现象频发，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所以，在东北地区推行秸秆还田是改善黑土地质量、解决秸秆露天焚烧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报告以东北地区为例，提出了三种适宜不同地区的秸秆还田技术的模式组合，包括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模式、秸秆深翻还田+重耙模式、秸秆粉碎还田+旋耕模式，并分析了促进东北地区秸秆还田技术推广所需要的支持政策。目前，在推广秸秆还田技术模式过程中，还存在补贴政策不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户认识不足等问题，应加强配套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建立合理补贴机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宣传与推广体系、重视秸秆其他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本文集结了中国人民大学三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将从美方谈判代表的贸易思想出发，探讨美方下一步的谈判原则、真实诉求以及政策工具使用。同时，本文还将就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影响进行预估。

程大为教授对美方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贸易思想进行了梳理。她指出莱特希泽的谈判思路是基于双边关系的，试图寻求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在谈判过程中，“对等”和“公平贸易”是他秉承的两大原则，侵略性单边主义是其具体实施方式，而美国“301条款”会是其政策工具。就贸易战的后果而言，赵忠教授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就业，尤其是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渠道有：市场观望情绪可能影响企业投资、雇佣决策；美国以阻碍“中国制造2025”为主要目标，这将对大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的岗位造成负面冲击；如果我国大学教育回报持续走低，将影响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王孝松教授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主要结论有：在美国对我国加征额外关税的情况下，我国是否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我国影响较小，但对美国有所影响，即当我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时，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

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创新了商业模式、改善了用户服务体验并创造了新型就业，在得到中央政府肯定的同时，但却受到地方政府的严苛监管。为什么各地政府会对新兴经济采取不同的态度并使用不同的政策？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亮和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延伟联合两校研究人员，系统收集和实证分析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政府出台的网约车监管政策。本报告使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多源数据，实证分析了监管严格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网约车存在多重动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和监管风格。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监管立场，并为推进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2018年11月22日，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先生在人大国发院发表演讲“我亲历的企业改革及理论思考”。周放生先生结合其亲历的中国40年改革实践，总结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经验就是简政放权。他先后以农民、企业、家庭为例，来说明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放权。并指出，40年改革最重要的原动力就是：阳光、空间和自由，在他看来，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企业命运共同体，“利润共享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有益探究，可以调动企业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实行这种机制的障碍在于“工资总额管理制度”，这一制度有待改革。同时也要认识到“利润共享制”与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存在区别。

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进入公共政策设计的视野。基于国外公共政策领域的助推经验，国内行为实验经济学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设计应用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行为实验经济学主张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中采取温和家长主义的助推方法，主张以小拨大，改善决策构架，在提升多数人福利的同时，不对理性决策者增加过多成本，这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目前，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的具体应用与评估中已经发挥了不少重要作用。针对公共政策设计这一主题中的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器官捐赠中的助推机制、行为合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助推机制等不同侧重点，人大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11月15日举办了讨论会，组织多位行为实验经济学者进行了研讨。本文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

产业政策是后发国家在实现经济追赶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政策，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置身于此之外。产业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产业政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争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如何看待产业政策的效果？未来产业政策将何去何从？11月28日晚上，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现任华夏幸福股份公司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博士，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做了专题分享。顾博士介绍了产业政策的定义、类型，回顾和总结了纺织、钢铁、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互联网等六个典型产业的主要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顾博士也梳理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脉络，概括了美国产业政策的基本特征，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未来产业政策的若干建议。本次讲座是人大国发院“直面真实世界”系列讲座第5期，由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聂辉华教授主持。

四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上取得无与伦比的成绩，对此毋庸赘言。但我国需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中、高科技产品领域。我国当前阶段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我国贸易模式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小进中出”型，需要提防日益“体内循环”或“内卷化”的趋势。未来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我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的国际包容性。扩大进口有诸多益处，但若不能同时完善我国市场制度，进口竞争效应与进口替代效应很可能削弱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从长远损害我国经济竞争力。动态来看，我国未来的贸易前景，关键取决于我国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之间一退一进的速度竞赛。在高科技产业上，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市场制度质量，我国贸易强国之路的根本在于提升涉及市场活动的关键制度质量，打造“新时代的新改革红利”。传统产业的转移上切忌人为、过快打乱产业链，需要循序渐进，国内转移为主、国际转移为辅，人口流动为主、产业流动为辅。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调整，在国家治理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治理架构从过去的M型转向以M型为主同时强化U型特征，行政化的高压督导模式使得基层执行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会问题频繁爆发，政绩考核开始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第三，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区间，支撑公务员薪酬的地方财力在支出刚性下已显不足。在上述背景下，公务员群体的激励出现了一些扭曲，这包括：懒政和怠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刁难和腐败，人才流失。因此，有必要对公务员队伍的激励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我们建议：第一，在央地关系方面，继续推进放权，发挥地方积极性；第二，在公务员薪酬体系方面，建立法治化、与市场接轨的激励机制；第三，在绩效考核方面，突出重点，综合评估，慎用“一票否决”；第四，在约束权力方面，以法治原则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第五，在容错机制方面，确立有限责任、精准问责的科学理念。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经济集团有关。这些经济集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关联起来，解决了制度和市场的不完善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集团可以完全替代正规的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经济集团的弊端日益显现。正规的制度和市场需要继续的建立和完善，中国未来经济的动力仍然来自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本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2018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经济改革起于农村土地制度，其改革成功是后续进一步全方位经济改革的基础。在农村耕地包产到户后，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已经允许经营权转让，并于九十年代中期立法明确，但延续至今流转率一直较低，土地集体所有、有限期分散承包、较小规模经营的小农经济形式已经出现一系列弊端。这些弊端表现为土地规模化不够、流动人口半城市化和长期公平问题等。当前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和城市化，一些地区也进行各种改革尝试，并取得了可比较的经验。对于土地制度当下问题、试点改革经验、未来改革方向等问题，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9月21日举办了讨论会，组织专家进行了研讨。本文对会议内容进行总结。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需要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来防范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潜在危害。但资产泡沫这一概念一直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排斥,尤其是在理性环境下为何会出现资产泡沫，以及此时应该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还很有限。7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别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王鹏飞教授举行讲座，介绍他关于资产泡沫和货币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主要观点是，资产泡沫可以和理性决策相容，理性资产泡沫是金融市场不完全的产物，可以通过提供额外的流动性弥补市场的缺失；资产泡沫的代价则在于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当资产泡沫变大时，为防止泡沫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可以采取加息操作；但这种盯住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政策的福利效果很有限。讲座由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江艇主持，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进行了评论。以下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电力价格交叉补贴作为政府对电力价格的管制造成的政策性扭曲，广泛存在于不同类用户、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用电负荷等之间。截止到2017年全国电价交叉补贴总额年高达3000亿元，且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平均每年电价交叉补贴额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省份。诚然，电价交叉补贴的地区差异是全国电价交叉补贴额居高不下的结构性主要原因，而有效降低东部沿海地区高额的电价交叉补贴能缓解和减少全国电价交叉补贴额。本文认为相对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电价交叉补贴额更高的直接原因在于该地区电源结构引致的供电成本高于中西部地区，进而，由于电力跨区域交易市场存在“行政”、“产权”和“物理”壁垒，使来自中西部地区低供电成本的电无法顺畅向东部地区供给，造成东部地区供电成本居高不下。因而，本文从电力市场一体化角度提出建设统一的跨区域电力调度和市场交易平台，多元化跨区域输配电投资结构和完善跨区域输配电网建设的风险共担、成本分摊和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对电力市场输配电企业进行整合等措施，以实现缩小电价交叉补贴地区差异和稳妥缓解全国的电价交叉补贴规模。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其贸易联系呈现出“复合型依赖”的特征。本文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中美两国贸易之间的相互依赖特征进行了考察。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但中美两国贸易依赖不对称的程度正在不断下降。当贸易中断时，不但中国主要出口产品难以找到合适的贸易伙伴来替代美国市场，美国通过寻找第三方市场来替代中国市场也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在中美两国贸易领域存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同时，伴随着中国在中美贸易交往过程中权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本国利益受到不公正侵犯时应坚决地加以维护。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多轮谈判无果，贸易战随即打响。与以往美国多在经济下行时制造贸易摩擦以对国内进行反周期调节不同，特朗普发动的本轮贸易战是在美国国内经济景气、同时贸易逆差收窄时进行。中国经济的快速追赶构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深层动因，逆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构成美国启动贸易战的国际背景。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追赶令美国感受到压力，特别是制造业规模达到美国的160%，影响到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一核心利益。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在技术领域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但美国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实现全面追赶的可能性。当前的中美关系属于意识形态存在根本分歧的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既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及美德关系存在相似之处，又与以往贸易战的攻击要害不同。2017年美国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上的运用已经登峰造极，2018年转向关税手段致使贸易战全面升级，实际上是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的延续，短期内不会停止。

从世界百年来历次贸易战中各国的经验教训来看，贸易战的中长期影响取决于自身应对措施。贸易战短期内会影响全球贸易，引起各国经济衰退，但是从长期看，如果能够积极调整自身经济结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由中美间长期经常账户失衡引起的贸易争端，但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在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进步上的差异。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曾有过长期且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实证结果也表明在控制了各国金融市场发展效率及其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速后，国家间相对经济增长率高低是决定两国经常账户结构的更为基本面因素。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解释贸易摩擦有两个维度可供考虑：一是当一国增速（相对）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国家间增速变动较大时可能激化贸易摩擦。前者主要源于逆差国的不满，后者主要源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带来的冲击。一国长期增长率背后又是以生产率进步为支撑，从这一视角来看，未来贸易摩擦的势头取决于“技术进步”与“意外”的赛跑。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人才环流”的人才跨国流动新模式。如何在国际人才环流的新形势下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引才引智的相关政策，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彰显了地方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然而，各地现有的人才政策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制定科学合理而又系统全面的人才政策？国际上有无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本文从人才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国际人才流动的基本理论框架、新加坡人才战略及其实施和启示、“抢人大战”的利弊分析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人才工作需要摈弃“运动型思维”，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人才引进、培育和评估机制，才能同时吸引和保留国际和本土的优秀人才，形成国内外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的良好局面。本文根据刘宏教授6月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全球人才环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整理，讲座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