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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7月第11期:“#MeToo高校反性骚扰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 MeToo”是一场发端于美国娱乐圈的反性侵社会运动,于2018年初随着一系列网络实名举报的高校性侵事件而波及中国,引起高度关注。此次以促进性别平等、保护学生权利为口号的中国“#MeToo” 运动与建立高校反性侵长效机制的呼吁,不能做简单划一的认识与定性。本文认为,“性骚扰”的定义,需立足本土文化与生活现实,按程度不同分别应对;从立法建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性”还是“骚扰”,都不宜做扩大化解释;法制介入宜抓大放小,避免扩大人际冲突与社会张力,也避免犯罪与违法行为得不到惩治。性侵防治应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与调解机制,完善相关举措,从实效上最大可能地保护举报者的权益以及被举报者的申述权利;对于经调查情况属实的,依法惩治;对于诬告行为,应有相应惩戒;对于媒体的激情煽动,也需有制衡。此外,从长远来看,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应创造更多的讨论空间,参与更加积极的性与性别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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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6月第10期:中国“打虎”与印度“废钞”的反腐败比较当前,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腐败问题,中国有“打虎”,印度有“废钞”。中国这几年的反腐工作成就显著,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虎拍蝇”,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废钞”,宣布自2016年11月9日起废止500、1000印度卢比纸币。对中印反腐进行比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深入讨论这个问题,6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别邀请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举行讲座。他主要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比较中印反腐?如何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看待中印的反腐?中印反腐比较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启示?讲座由人大国发院院长助理、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亮主持,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进行了评论。以下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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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6月第9期:我国月度劳动力调查与调查失业率介绍与讨论调查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并称为四大宏观经济指标,对监测宏观经济运行和反映就业失业状况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17日首次正式发布了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此将调查失业率纳入主要统计信息发布计划中,按月定期发布全国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这是官方统计首次正式公开发布基于劳动力调查获得的失业率数据。本报告对我国月度劳动力调查与调查失业率进行了详细介绍。相关学者和专家对就业与失业的界定、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和发达国家统计指标的适用性、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的界定和关系、农民工失业统计问题、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性、样本轮换、抽样设计、非抽样误差问题、月度附加调查模块、适合中国就业体系的统计指标建设、其它数据类型的作用、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各自的作用、政府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利用、政府与学界的合作、就业和失业的测量和统计的普及与宣传工作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力调查与调查失业率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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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6月第8期:中国对外战略探求:2012年至今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时间里,就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而言,中国的战略态势主要为战略权利和权势影响的大力增进,结果既获重大得益,亦有重要风险。大约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开幕之际,中国的战略态势开始转变,而鉴于应对特朗普的紧迫需要,加上在美国全球态势急剧收缩时中国更欲参与引领世界等原因,中国全面地呈现出在这广大区域的显著温和化。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关于前者,要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并且及时和妥善地重筑中朝关系经济基础;关于后者,必须认识到不经过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中共十九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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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5月第7期:顶级专家纵论国企改革方略2018年5月12日,在中国迎来国企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的第四届思想中国论坛。在论坛第一单元,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论坛第二单元,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南开大学教授李维安、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四位知名学者专家,发表了对国企改革的精彩洞见,并在随后的环节进行了精彩的互动,最后由哈特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本次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由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主持。本文根据论坛第二部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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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5月第6期:现代企业理论的精髓与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2018年5月12日,在中国迎来国企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的第四届思想中国论坛。在论坛第一单元,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论坛第二单元,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南开大学教授李维安、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四位知名学者专家,发表了对国企改革的精彩洞见,并在随后的环节进行了精彩的互动,最后由哈特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本次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由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主持。本文根据论坛第一部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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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018年4月第5期:中国高铁如何实现技术赶超?中国高铁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赶超甚至引领,使它已成为中国的外交“名片”,甚至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民众对高铁的赞誉度极高,但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学术理论层面却形成了两极化的立场,有的学者认为高铁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有的学者却对其进行激烈抨击。那么到底高铁的贡献在哪里?为什么它的技术赶超会成功?什么使其在12年间实现了技术赶超?本文从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高铁技术赶超的微观激励结构、高铁自主创新成功的条件三个方面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并在最后得出四点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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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18年4月第4期:助推机制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个体有限理性、个体异质性都可能导致传统的一刀切式公共政策失效,新时代呼唤个性化、现代化的公共政策,将政策影响触角深入到影响微观个体决策过程。由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Nudging)理论,注重微观个体行为的精细化促进方案,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实践表明,“助推”机制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在不限制人们选择机会,也不显著改变外部经济诱因条件下,按更优化的方式进行选择。助推方法是考虑人们在特定选择环境中的有限理性的行为倾向而设计的,通过改变环境,能够达到成本小、收益大的政策效应。具体助推方法包括默认规则、社会规范、信息披露、设定冷静期等。本文将以助推在各种政策领域应用举例说明行为助推机制在公共政策设计和政策评估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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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18年4月第3期:人工智能等自动化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蓬勃发展,引发人们对AI替代就业的担忧。我们通过系统性地分析1990-2015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迁,发现常规性就业占比仍然占据主导,但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常规性工作岗位占比明显减少,这主要来自常规操作性岗位减少,而非常规性工作岗位占比变动不大,从常规操作性工作被挤出的主要是女性、年轻人和学历较低者,主要进入了非就业群体。高学历人群中非常规就业占比逐年下降,显示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是重复性而非创造性工作,反映当前教育体制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可能难以适应科技创新要求。此外,根据2015年的各行业就业规模测算,45%的城镇就业人口存在可替代风险。为此,我国应在积极应对、参与和引领这次技术革命的同时,想办法减轻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负面冲击,包括加强对人工智能产生就业影响的精细化研究、推动教育体制更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的改革、立足国情和地区优势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政府和市场协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非常规性工作岗位的增加及完善相关财税社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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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2018年1月第2期:构建跨区转移支付机制解决污染难题2017年,针对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的“环保风暴”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环保升级改造的资金严重短缺。粗略估计,环保升级改造预计给北京周边地区带来相当于GDP的10%-30%的成本,并且在短期内必然拖累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仅仅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短期内难以顺利完成环保升级改造。我们认为,解决环保升级改造资金短缺问题的新思路是,构建环保方面的跨区转移支付机制,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补偿。跨区转移支付机制的第一原则是“谁受益,谁付费”,第二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跨区转移支付机制符合现行法律要求,且具有比较成功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我们在文章中提供了关于运行方式、难点和配套措施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