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以超过9%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作为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也是劳动力第一大国，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为其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劳动力的生产力，为其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证明，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已将要素市场化配置确定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任务之一。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都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国内外已有一些机构和学者评估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进展程度，但不足以反映城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进展。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课题组基于研究积累和大量数据调查整理，编制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由于公开数据的可得性，指数报告覆盖时间段为2010年至2016年。

自1998年，中国进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福利住房制度逐步取消。房改前，住房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主要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提供，居民住房问题与工作单位的财力紧密相关。房改后，住房需求被释放，房价快速上涨，一些城市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买不起房”问题。自2017年一些城市房租上涨过快，中低收入者又面临“租不起房”问题。据此，中国是否面临住房支付能力问题？是全国范围还是少数城市？通常，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有两种典型测度方法，一是房价收入比，二是租金收入比，前者衡量居民房价的支付能力，后者衡量居民房租的支付能力。本研究通过科学构建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回答上述问题，为解决中国住房问题，防范和化解住房泡沫和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依据。

住房支付能力通常是指家庭收入和住房支出之比。若家庭住房支出与收入之比合理，则住房支出可承受。美国联邦住房租赁援助计划设定了30%的住房支出与收入比，以此判断需要援助的家庭。美国抵押贷款发放标准与30%的门槛设定基本一致，借款人的抵押贷款支付额不能超过其收入的29%，否则不可支付。准确测度住房支付能力是非常困难和颇有争议的。目前，测度住房支付能力的指标包括收入指标（Percenta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和近期发生的企业家网络陈情事件，表明如何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2018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结合国内外政商关系的理论文献和评价实践，创新性地从“亲”、“清”两个方面入手，创建了一套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评价体系。然后，人大国发院课题组综合采集公开数据、调查数据和网络数据，对中国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进行排名，并发布了国内第一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评价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全国285个城市中，东莞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第一。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除了直辖市北京，前十名的城市几乎都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只有邢台是唯一的华北城市。（2）按省份比较，上海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在全国排名第一，北京其次，浙江省在各省中排名第一。此外，河北、天津、福建、海南、江苏、广东、山东居前十名。（3）从各大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其次是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能源资源禀赋的差异性，通过能源合作投资既可以加强“一带一路”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减少地区能源贫困、改善地区人民生活质量，也可以为中国与沿途国家开展其他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故能源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

有投资就有风险，能源投资金额相对较大，所有风险中政治风险最不可量化和把控，投资往往会因此而血本无归，使合作双方的良好愿望付之东流，且易引发国家间纠纷。

广义的政治风险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某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政局的变化，甚至是动荡。因此，本报告所研究的政治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在内的复杂、多因素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分为高政治风险和低政治风险。

报告认为能源资源投资低政治风险国家为0个。较低政治风险国家为8个，分别是新加坡、阿联酋、阿曼、文莱、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科威特、罗马尼亚。中等政治风险国家为30个，分别是以色列、卡塔尔、印度尼西亚、爱沙尼亚、捷克、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菲律宾、俄罗斯、越南、蒙古、克罗地亚、匈牙利、格鲁吉亚、波兰、泰国、吉尔吉斯斯

过去的一年，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中国就像空中的启明星，在变换中显得愈加明亮突出。人民币成功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亚投行参与国家和地区达到70多个；“一带一路”的影响扩展至发达国家。这一系列的成就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正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

2016年政治治理领域，明确树立了中央政治权威新核心，表明政治权威进入稳固期；国家监察委员会体制试点启航，反腐高压态势持续，反腐步入标本兼治；出台新的政治生活准则，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打造党的10倍领导力。政府治理领域，“放管服”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政府职能变革不断深化；“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为经济转型培育新的驱动；透过督察抓落实，迈向“后政治锦标赛时代”的政府治理。依法治理领域，经济、网络安全方面的立法成效突出，法律与经济社会发展愈加匹配；设立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规范公安执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变革。法治与改革的协同度日益提高，民权民生的保障日渐改善。社会治理领域，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给民众更踏实的保障承诺，增加民众获得感；关注弱势群体，推进精准扶贫工程；破解社会管理瓶颈，基层

2017年3月22日，《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该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境学院宋国君教授领衔的研究组完成，对北京市目前运营的三座焚烧厂和规划中的八座焚烧厂的生活垃圾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进行评估。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运输-转运-焚烧-填埋”全过程社会成本2253元/吨，包括收集、运输和转运社会成本1164元/吨，焚烧处置（入焚烧厂后）社会成本1089元/吨。焚烧处置社会成本中，二噁英致癌健康损失764元/吨，是典型的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焚烧各类补贴325元/吨。各类补贴包括处理费163元，电价补贴60元，底灰处理补贴 43元，税收优惠32元，建设费用20元，土地费用4.9元，渗沥液处理补贴0.4元。焚烧电价补贴构成焚烧厂所获收入及补贴的20%左右，将本应由地方财政承担的焚烧处理费以电价形式转移给社会，刺激了焚烧企业对垃圾增量和扩大投资的需求，帮助维持了不分类现状，是导致生活垃圾处置高昂社会成本的关键。

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及公开报道的建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现状、原因和对策》，作者是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国发院研究员江艇、经济学院张雨潇和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方明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战略和主要抓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是加快淘汰僵尸企业。7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代表课题组在北京发布了国内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尸企业的报告。人大国发院报告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大约80万家企业和360万个观测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僵尸企业比例，归纳了僵尸企业的特征，分析了造成僵尸企业的原因，并提出了治理僵尸企业的建议。

首先，人大国发院报告提出了新的识别僵尸企业的方法。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识别为僵尸企业（即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场最低利息率），那么该企业在当年就是僵尸企业。相对于官方标准和学界流行的CHK标准，这一方法能够较好地减少僵尸企业识别过程中的“漏网之鱼”，又可以减少“误伤”。

其次，报告描述了中国工

中国人民大学家庭能源消费调查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对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状况进行年度性入户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本报是是以课题组在2014年开展的农村居民家庭能源调查的问卷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描绘出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模式与特征，并提供一些基础性参数估计和政策建议。

本次入户调查于2014年暑期进行，抽样范围涉及12个省份65个村镇共计3404户农村家庭，收集了农村家庭在2013年度的基本情况和住房等基本信息，在能源消费方面，主要研究了农村家庭的炊事燃料，家用电器、供暖与制冷设备及使用方式，以及农村家庭交通出行方式和对收支、能源消费的主观认知信息。

调查发现，2013年，我国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总量约为1.12吨标准煤，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84千克标准煤。主要的能源来源是生物质能(包括沼气、畜禽粪便、柴薪、秸秆)占到总体的61%，而主要的能源需求则分别是室内取暖和炊事(各占44%)。在能源消费支出方面，2013年，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总支出的均值为1324元。具体到能源种类来看，电力支出最高，其次是蜂窝煤。此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协同创新建设首都新型智库》，作者是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林坚。





摘要：在梳理国内外智库经验的基础上，对智库进行理论总结和定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分析智库建设的职责、目标、原则和方法。把握首都特点，探讨首都新型智库发展格局和目标，分析实施措施和运行机制。

世界各国的智库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服务军事战略到参与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决策，再到提供综合性研究服务的发展过程。国外智库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式智库、欧洲式智库、东亚式智库。

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是“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致力于为中国智库建设引航开路、树立标杆，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目标方向和举措等方面，积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前瞻性问题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智库的实质是智囊团、思想库，其特点是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智包括智慧、智力、智能，突出思想智慧，体现思想闪光；库是库存、储存，预先有很多的准备，需要什么就可以供给，它是思想库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混得怎么样？》，作者是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刘小鲁、聂辉华。



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喧嚣”之后，国企改革问题再度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被作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这份年度报告将聚焦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以下是本报告的主要观点。

第一，国有企业不再是“低效率”的代名词。一些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央企，其经济效益甚至好于一些民企，至少总体上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效率差距在缩小。从利润率来看，作为一种主要的混合所有制国企，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强于国有独资企业和独资公司，但仍然弱于私营独资企业。2013年，国有控股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 6.62%，而同年国有独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分别为4.85%、8.34%和6.71%；其他类型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为5.25%，略低于国有控股企业。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来看，1998-2007年间，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TFP分别为1.28、1.36，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私营企业的平均TFP分别为1.44、1.39。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能源革命的缘起、目标与实现路径》，作者是人大国发院研究员郑新业。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绝对总量和相对比重都趋于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能源需求及比重却在不断增加，并越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然而，“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限制使得我国能源供应能力有限，能源供给压力持续增加，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这导致能源市场的供需缺口不断拉大，并且其扩大趋势并没有表现出逆转的迹象。为了保证能源供给，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并且，能源进口地区较为集中，容易受到国际动荡局势的影响，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能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使得未来能源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能源安全问题。

此外，我国能源领域还存在能源价格非市场化扭曲、能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的问题。管制下的低能源价格使得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反映，能源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难以体现，导致能源需求过量，并严重阻碍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低能源价格也是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低下和能源消费结构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以第二产业为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城市系统运营与首都综合治理》，作者是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人大学报编审林坚。



本报告应用社会系统工程方法，对城市系统运营与首都综合治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主要涉及城市运营、城市公共安全、城市文化、智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首都功能定位、世界城市与世界公民、“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的协调、首都经济圈流域综合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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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恰当的城市运营观。城市运营和管理主要应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满足构成城市单元的企业、机构和市民的各种要求。城市运营是一个系统工程，由许多因素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在某一方面单闯独进、畸形发展，而应该全面衡量、整体配套，形成有序的结构和体系，各方面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动态性等特点，目标是多方协同、结构合理、功能齐备、效益兼顾。要求系统内部各领域的发展子目标与总目标协同并互相协同，形成合理的结构，使各领域的功能得到最优化的发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建立城市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社会结构、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城镇化中的撤村并居与耕地保护：进展、挑战与出路》，作者是人大国发院城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陶然教授等。



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1998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对农村建房和农民宅基地开始进行严格管理。依据我国现有法律，农村宅基地由村级组织分配给村民，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只能在上面建造房屋供自己使用，转让只能在村集体内部进行，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不能为在农村购买房屋的城市居民发放土地证和房产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农村开始逐步出现空心化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现有体制下农村没有形成合法的住房市场，新增的家庭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获取农村住房，为了满足这些家庭的住房需求，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不得不为其安排宅基地，导致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村庄宅基地面积仍然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我国当前建设用地管理体制下，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矛盾突出，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为获得计划指标之外的建设用地指标，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撤村并居、推动农民集中居住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作者是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和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仝志辉副教授。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反腐败一直是各国政府治理的核心难题。中国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利用1995-2013年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指数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中处于中等程度，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并且近年来有略微恶化的趋势。

党政“一把手”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因此本报告聚焦于如何减少“一把手”的腐败。我们手工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367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我们归纳了这些腐败的高级官员的重要特征：（1）在367个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172名官员（47%）曾包养“二奶”，有44名官员（12%）曾在政法系统任职，属于“执法犯法”，有24名官员（7%）曾在中央任职，63名官员（17%）曾在国企任职。（2）大部分腐败官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大学本科占37%，硕士占42%，博士占9%，“海归”占3%。（3）从性别

本期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宗教事务法治化研究》，作者是人大国发院研究员、法学院教授冯玉军等。

经过改革开放35年来的大力发展，我国宗教事务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向依法管理的转变，初步形成了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规章体系。但与此同时，我国宗教也呈现出信教人数持续快速增长、教徒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国际国内相互影响更加突出、宗教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宗教意识形态更加多元的趋势和挑战。为此，加强调研、摸清底数，对我国当前宗教事务法制化的实际状况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把握广大宗教神职人员、信教群众和非信教群众的宗教法律意识及其行为取向背后的各种现实因素，认真总结利用宗教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以及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本经验，努力提高宗教事务的法制化水平，不断完善和创新我国依法推行宗教管理的目标模式，进一步在提高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促进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

本报告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和数十次与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座谈，力求客观、全面地把握我国五大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以及普通非信教群众对当前我国宗教事务政策与法律实施状况的评价，为未来我国宗教事务法律体系的完善、宗教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