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登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一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他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世界历史被划分为三个时代：欧亚大陆的亚洲时代、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是由于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以及今天面临的问题无疑受到这个时代格局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麦金德之后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突破麦金德提出的理论范式。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有全球地缘政治意识，不仅思考地缘政治战略之“术”，更要思考地理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化之“道”。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的《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读施米特<大地的法劄记>》一文。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在“与国际接轨”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学界也正在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 - 2016）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据说堪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诞生标志。 的确，我们应该注意到，该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人类共同体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要理解《西方的兴起》何以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并不容易。显然不能说，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便足以开创世界史的新样式。着眼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历史叙事，是18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名家都有的本领。如果说颠覆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世界史新样式的关键特点，那么，麦克尼尔用“西方的兴起”这个主标题突显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学术经典”or文化帝国主义——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札记》一文。国内思想界依然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学术经典，其实这是一部旨在建构“西方的兴起”的文化优越论答案，对此国外学术界早有否定性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称韦伯的做法是“改写历史”。在文本意义上，韦伯的假设性因果关系或者逻辑链：天职——预定论——自律——理性——商业行为——自我救赎（履行天职）。回到事情本身，即在欧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脉络上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现这种由假设构成的逻辑链，真是一种脑洞大开的“自由意志”的异想天开之举。韦伯为什么要“改写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乃至人种主义、帝国主义者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民族权力”而不是正义、道德是韦伯的毕生追求。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依然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科学之滞后性和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科学之重要性。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罗来军教授的《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顶层方案——设计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不断地提出新主张新方案，而且，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地加强。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存在诸多挑战。推进国际合作历来都是相当困难的，2009年以来，一些国家出台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比自由贸易政策还要多。中国国际战略重心“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任务较重，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秩序的相对力量仍较薄弱，当前的人均GDP并不高。

美国进行国际收缩，联合国决议又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时，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中国完成这一使命，需要寻找和确立相应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模式。本报告先提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即承载各国利益、平衡多方诉求的经济规律；而后依据和顺应经济规律，确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理念，即共生、共治、共享；再者，从三项根本理念推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模式，即共生模式、共治模式、共享模式。“经济规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从“求变”到“求治”——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一文。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其关于重大政治议程的认识方式即学科上所说的研究范式，往往就是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思维方式或者政治思想观念。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方式的差异起源于轴心文明时代，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政体论”影响了西方两千年的政治观念，制度变迁中的政治论争一直围绕着政体形式而展开，一直在追求“政体之变”，今天依然如此。

与此不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致治之道”，为此而产生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和把人与国家组织起来的官僚制建制，比西方早2000年左右。到了近代，西方主导了世界秩序，而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思想界则开始“西方取经”，先贤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让位于思想界的“西学为体”，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自由主义民主即西式政体研究一时间成了显学进而成为判断政治的尺度。

但是，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事实性“中国学派”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路走来虽然有曲折，但“中国性”身份一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之后，讲究实践理性的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的《何种共和、谁的自由——警惕斯金纳的共和主义自由论》一文。该文以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就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教席的就职演讲为切入点，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自由论”展开了详尽的分析与批判。

作者指出，剑桥学派从近代西方的革命造反精神出发，致力打造一种名为“新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政治思想传统，挑战美国立国原则的传统解释，并在现实层面积极推动公民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剑桥学派宣称，他们提倡“公民共和主义”是在复兴一种被历史湮埋的“古代人的自由观”，从而也是在重新挑起一场“古今之争”。近十五年来，剑桥学派的主要文献已经陆续译成中文，并且正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其激进民主的性质却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关注。

1997年，57 岁的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荣升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教席。斯金纳的就职演讲经扩写后于次年出版，题为《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为该书题写的推介中指出：“本书是世界顶尖级史学家之一”的“一大学术贡献”，是对“思想史的性质、目的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国良教授的《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认知看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新变化》 一文。

蒲国良教授在文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这张“国际名片”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了解和关注力度持续加大， 尤其是国外政界、 学界和媒体纷纷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多层面的解读。 总体来看， 这些解读基调积极， 内容和立场也不断趋于客观、 正面。 这不仅是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过程中得到重要改观的现实反映， 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对外传播工作中积极耕耘的结果。未来， 中国应充分利用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有力统筹下， 更加积极有为地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加快实现中国软实力强国的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的《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表述问题》 一文。 该文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经验与实践出发， 并结合当前西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种种危机， 对新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及其话语表述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新的表述问题， 杨光斌教授认为， 作为一项自身价值已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的政治制度与实践，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在理论表述和话语建设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提升。 其中， 尤其需要处理好党的理论表述与社会科学话语、 事实性描述与理论表述、几类政治文明资源、 传统与现代以及民主与治理等几项重要关系。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理论表述的总体思路， 杨光斌教授指出，其逻辑框架大体可以概括为“ 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政策过程—评价体系” ， 也即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 共识民主的政策过程以及可治理民主的评价体系。 在对这一逻辑框架展开详尽阐述的基础上， 杨光斌教授强调指出， 基于中国民主实践而形成新的民主理论的“ 中国方案” 表述恰逢其时。 相对于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文化霸权， 人民民主政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衡的《从选举民主到国家治理——香港政治发展的范式转换》一文。该文跳出了“民主化”、“民主转型”、“竞争性选举”等一般意义上的西式自由民主范式及话语的窠臼，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以国家治理为理论和现实的落脚点，剖析了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并从范式转换、体制变革与政策取向等多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香港“政治发展迷思”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来的政治发展，王衡认为，在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泛政治化”、“民粹主义”、“本土分离主义”、“否决主义”、“街头政治”等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依然存在，这深刻地折射出选举民主范式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作为英国“殖民撤退”战略的产物，以选股民主为范式的香港政治发展思路本质上属于“普选迷思”，它严重遮蔽了有效治理的重要性。针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王衡认为，必须尽快实现从选举民主到国家治理的理论转型与政策转向，将焦点从静态结构抓向动态功能、从体制变迁转向实质效果，确立与国家治理相一致的价值目标、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追求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经济增长、民主

本期选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杨大利教授的《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以环境监管为重点的考察》一文。该文以环境监管为切入点，在回顾欧美监管体制尤其是环境监管体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演变历程、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谈及监管的定义，杨大利教授认为，现有的监管定义过于偏重经济学层面，较为狭窄和单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监管概念早已越出经济学的单一范畴，更多地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属性与特征。通过介绍美国的独立监管机构的产生与特征以及欧盟的监管一体化进程，杨大利教授指出，从现代国际治理的视角来看，监管力度的不断强化与监管机构体量的不断扩容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监管型国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十分值得中国去检视与参考。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发展的演变过程，杨大利教授重点讨论了我国的环境监管问题，指出中国式的环境监管在中央—地方关系上表现为“中央督导+省内垂直管理”，而非欧美式的“监管联邦主义”，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最后，杨大利教授以“考核式监管”为中心，对中

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两汉贾捐之、刘安、杜钦、鲁恭和蔡邕的论辩》一文。该文以对《汉书》、《后汉书》等两汉相关史料文献的缜密研读与细致分析为基础，集中体现了时殷弘教授关于“战略保守主义”及其古今之辩的最新研究成果。时殷弘教授认为，在中国的千年悠久政治经验内，始终存在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关于华夏与“蛮夷”之间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因此， 从现实关切的角度出发，回顾中国古代史中某些战略保守主义的范例无疑是有益的。具体而言，时殷弘教授以《汉书》、《后汉书》为文献分析基础，以“战略保守主义”为核心论点，重点摘录两汉时期贾捐之、刘安、杜钦、鲁恭和蔡邕的相关论辩并辅以必要的评注和说明。 时殷弘教授强调指出，这些论辩是悠久的中国大战略思想史上的部分宝贵财富，体现了非常丰富的大战略思想的某些“基因”、要素和风貌。

本期选登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唐文方教授的《如何测量中国民主——关于民主与政治幸福感的讨论》一文。本文根据唐文方教授2016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作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在探讨民主测量问题之前，唐文方教授首先简要介绍并回顾了当前西方学界有关民主的主流定义及其分类。唐文方教授认为，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看，民主测量目前在西方学界都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而在具体的民主测量实践方面，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House）推出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无疑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指标体系之一。

从对自由之家民主测量的观察与分析入手，唐文方教授引出了在西方民主测量领域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主测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辩。唐文方教授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研究传统中，民主程度与民众的主观感受——政治幸福感之间一直被认为具有紧密的相关性。然而，以自由之家为代表的一系列西方式民主定义及其测量却一直存在着过于追求“客观性”而忽视主观性指标的严重缺陷。如果将民众对民主的主观感受——政治幸福感纳入民主测量指标体系之

本期选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新作《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和政党发展》。本文根据赵鼎新教授2016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讲演实录整理而成。

关于政党的基本概念与源流，赵鼎新教授强调指出，政党的产生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政治现象，“拉党结派古来有之，政党政治却是现代现象”。确切地说，现代政党是英美政治的产物，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均出自这两个国家。而相比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赵鼎新教授认为，18世纪末成立的美国民主共和党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此外，赵鼎新教授还总结了现代政党产生的三大原初条件，即弱国家和自由主义传统、世俗意识形态以及选举范围的扩大等社会现实需求。

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赵鼎新教授总结归纳了世界政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即自由和保守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8-19世纪中叶）、阶级和民主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9-20世纪中叶）、冷战下的政党及其危机（20世纪50-80年代）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上述社会历史进程中，赵鼎新教授指出，由于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同，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种“

本期选登著名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关于中国治理的反思》和杨光斌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底色下的中国政治观察——对福山的回应》共两篇文章。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政府及其治理问题都是福山的重点关注和研究领域。近年来，福山的两部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都与中国主题有所关联。福山认为，他的这两部著作虽然在中国被广泛传阅并获得了大量的评论与意见，但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非议”甚至“误解”。本着对其中的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性质与未来发展的观点作出澄清的基本目的，福山在回应文章中重点围绕其概念框架及其与中国现状的适应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进而对中国政治系统未来可能的一些发展作出了分析与预测。

在基本的概念框架方面，福山延续了其前述两部新著中的基本观点，即当代政治体系主要由三组基本的制度性支柱组成——强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在福山看来，一个合法的、运行良好的国家需要将这三种制度支柱放置于恰当的位置并使它们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一个拥有强大国家而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政治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独裁制。相反，拥有民主选举和

以中国再兴为主导的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历史巨变。中国不制造混乱、不输出意识形态，并且倡导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必将进一步带动21 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若将世界历史脉络拉长为一千年，中国当前的发展壮大并非“崛起”而是一种“再兴”，即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在世界中的应有份额。中国的再兴显然撼动了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但同时也给世界上那些愿意与中国深化合作的国家提供了机遇。同时，中国的再兴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正处于同一时代发展脉络之中，全球的生产活动重心、国际分工格局都在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中国正在全方位构建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这些举动将带动世界经济板块的重构。随着历史向前推进，全球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将可能逐渐恢复到西方兴起之前更长时间的历史常态。

西方国家对于全球秩序重构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冲突深感“焦虑”，这种忧虑正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心理折射。当前，美国所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本就已经危机四伏，甚至滑向难以为继的边缘，由此导致当前全球治理

朱云汉：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

当前正处于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使得“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两个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支柱都面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这个历史坐标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巨变时代中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已经难以有效预见并解读一系列新的历史变革，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此外，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也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的困境有两大根源：一是意识形态窠臼，尤其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导致其对现存世界秩序持保守取向，缺乏批判能力；二是方法论上严重依赖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验层次，工具主义色彩浓厚，其适用前提是结构、制度和程序的相对稳定，因此很难解释巨变时期行动者、机制与结构间的性质与因果关系。事实上，上述论断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被科学哲学研究全盘推翻，但至今仍被西方社会科学尊为最高法则。总之，巨变时代仍然深居象牙塔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危机重重，中国社会科学欲实现突破与超越，不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

当代和当今中国嵌有若干深刻的秉性，它们要么植根于多个世纪的悠久中国传统，要么来源于现代/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并且全都对当代和当今中国的对外基本政策有其塑造性的影响，或在其对外行为方式中有其显著的反映。它们是：中心观念“维护”；“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对道德的强调；对外政策的压倒性国内功能；坚定信仰中国特性本身及其压倒性意义；“中国伟大复兴”的理念和实践；在“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之恒久情势中的政治审慎。它们分别最深刻地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完整并繁荣稳定；谨慎、忧患感、勤勉和创新精神；“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战略保守主义”和坚持和平发展；当代中国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成功保障；作为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大主题的伟大复兴与其基本实践方式；“中国特性”与国际共通；关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根本辩证原理。中国正面对巨大的国内任务历史性挑战和非同小可的国际压力，与此同时有似传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对外战略转变或“屈伸异变”，或许构成一种对这些挑战和压力的重大的回应，虽然能否真正有效地予以回应依然是个问题。

伴随着后工业化的开启，竞争性的国际秩序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建构合作行动，为国际秩序实现由竞争向合作的转型提供一种可能。作为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所强调的“共生共在”和“开源合作”可以被视为针对竞争的自反性问题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对传统国际秩序中控制逻辑的扬弃和超越。我们认为，强调竞争的国际秩序在总体上形塑了一种国家对国家的压迫结构，甚至在资本原始积累期造就了血腥残暴的种族屠杀和奴役，这无疑会将整个国际社会引向持续的争夺和冲突之中，因而最终爆发世界规模的战争也就变得无可避免了。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美苏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皆可被视为竞争性国际秩序的必然产物。然而，战争并不能催化国际秩序完成自我扬弃和重构，它虽使“世袭社会”与“殖民化”走向了自我毁灭，随后也终结了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却并未改变国际秩序所内含的竞争实质。要改变国际秩序的竞争实质，必须由打破中心-边缘结构。“一带一路”战略在整体上是从属于行动主义的，不应致力于采用竞争和控制逻辑去建构诸种约束性或排他性的“制度”，而是应在行动维度上探

“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解释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乃至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治理绩效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赋予了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落实政令的权力。但浙江省55 名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上级政府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工具。第一，绩效的激励范围有限，表现为地方干部并不都认同“依绩效提拔”的判断，且有较稳定晋升预期的干部更不认同这一说法。第二，绩效的激励效果有限。一方面，“一票否决”指标的约束力不强，只有少数干部认为触犯“一票否决”指标会终止晋升之路。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绩效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受访者认为重点工作比综合性考核排名、经济绩效更有助于晋升,而创新则被认为是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依绩效提拔”赋予了上级政府下达具体政策任务推进某些重点工作的较强权威，但并未给予上级政府设立绩效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的有力影响。

在“后冷战”时代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两极体系的终结是否如“历史终结论”者所期待的那样，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代西方开启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无论是年轻的苏-俄文明，还是古老的中国文明，都降解为“自由民主”的“个体”，从而，把这些非西方的“他者”吸纳进“普世”的历史之中，藉此，世界历史正走向由“最后的人”所标志的“终结”？还是相反，被美苏两极体制凝聚起来的左右两极斗争，恰恰会随着这一体系的崩解而重新弥散进西欧、北美、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印度乃至每个政治社会的内部？本文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症候群已经从两大冷战阵营交互揭批的公开展示退隐到了西方内部，而后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扩散到了全球社会之中。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只有把1840年以降的“三个100年”和1949年以来的“三个30年”联系起来，把“社会中心主义”的左右之争统摄到“文明中心主义”的完整视野之中，我们才能获得贯通儒法文明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