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7年6月9日，马亮、刘鹏：Missing links between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17 （3）

传统的公共组织理论认为，公共部门资源的投入跟其工作绩效一般成正相关关系，即资源投入越多，工作绩效越高，但这里的组织绩效往往都是指客观性的绩效指标，而组织资源投入的增加，会否对主观性绩效指标有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公共部门的管理过程中，尚缺乏比较深入的实证研究。马亮和刘鹏（通讯作者）合作的本篇论文发表于国际政府监管研究领域一流期刊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5年综合影响因子2.724，在47本公共管理SSCI期刊中排名第4位），针对组织资源投入与主观绩效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和解释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关系。

论文以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绩效为例，基于对2013 年中国 30 个省会城市 6000 多位居民的抽样入户调查数据及其这些城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人力和财政预算方面的投入数据的多层回归分析（multi-level model），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对省会城市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资源投入和市民对于食品安全的主观感知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省市食药监局的财力和人力投入虽然在稳步增长，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没有显著降低。在把有关食品安全感的有关因素考虑在内以后，研究发现，一个地区食药监局的人均财政投入并不会明显影响当地居民的食品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甚至显示，地方食药监局的人均职员数量越多，当地居民的食品担忧程度甚至越高。研究还显示，一个地区的食品安全丑闻被披露的次数，并不会明显影响资源投入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这说明监管资源投入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并不会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发生改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局面呢？研究人员通过同监管人员和消费者深度访谈，发现了导致这二者之间关系断裂的关键原因：监管资源不等于监管能力；资源投入也不会自动转化为能力提升。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加大抽检巡查，但财政资源的投入并没有流入奋战在一线的基层监管部门，这使监管能力得不到强化。其次，大部门制改革增加了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但其他部门调入的人员通常缺少专业训练和工作经验。此外，民众的食品安全感同监管部门的风险沟通密不可分，但在这个方面的机构设置、资源投入和人员配备则相对不足。并且，监管部门主要关注客观的食品安全事件、抽检次数、合格率等客观数据，而对民众的主观感受和满意度则缺少足够重视。所以，客观绩效的提高也没能带来主观感知的改善，出现 “叫好不叫座” 的尴尬。

本论文研究表明，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府重视并投入资源，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扭转食品安全形势。只有将增加的资源用在 “刀刃” 上，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和风险沟通职能，才有可能让民众食品安全感的稳步提升。与此同时，赢得民众的合法性支持和信任，增强监管部门的 “软实力”，也是有效提升食品安全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