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2017年11期 】刘伟：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
一、新的历史变化与坚持新发展理念
新的时代历史变化要求树立新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其一，树立新发展理念对于“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贯彻新发展理念时，首先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为这既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也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特别是不能混淆范畴，比如把分配与发展割裂开来，以对分配的强调淡化“发展”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实际上新发展理念是把发展与逐渐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统一为整体。又例如，把“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建设为中心”割裂开来，甚至简单地将“以人民为中心”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发展的基本方略，两者属于不同层次的不同范畴，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更不是相互否定的。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但经济建设为了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为什么？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二，新发展理念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并且是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针对“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发展理念的变化是随着发展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方略，进一步强调发展、改革与开放的统一，在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因而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纳入新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政府与市场调控有机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纳入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结构演变升级、优化纳入新发展理念，强调新发展理念重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把开放纳入新发展理念，强调：“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显然，新发展理念强调科学发展，把发展同制度和机制改革、同新型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同结构演进，把生产方式同分配方式统一为同一历史命题，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条件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其三，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发展、改革、开放作为统一命题是应对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的历史需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克服了“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窗口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中等收入陷阱”是普遍历史现象，并非伪命题。战后发展中国家真正穿越过去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十几个，大部分未能穿越，诸如“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这些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经至少20多年，但至今仍未能穿越（而当代70多个高收入国家，其中约有15个为发展中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总体上平均用了12至13年实现了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发展理念不适应新的变化，尤其是创新力不足，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均不充分，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发展严重失衡，公平与效率均难以保证。一是技术创新力低下，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竞争力；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市场化不够，政府功能缺乏，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缺乏公平竞争秩序，又形成政府集权进而形成普遍“寻租”的可能；三是法治建设滞后，法治化不充分，对市场竞争主体的私权缺乏保障，对政府的公权运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从而使市场经济缺乏法治保障，同时使“寻租”的可能成为普遍现实，进而资源配置不按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而按寻租强度，既破坏公平竞争，又瓦解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去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向前发展。” 如何穿越？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这就需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加速法治化建设，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只能是党的领导，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坚持新发展理念，不可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不可能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其四，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我们把握新时代历史机遇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规划了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2017年至2022年）是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2020年到2035年是新时代实现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以人均GDP水平为参照，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以现阶段的发展速度，大体上可从目前人均8260美元（略高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206美元）上升至当代世界平均水平（10302美元）。到2022年前后，大体上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2016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为12235美元），即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起，到2022年前后用12至13年时间完成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与70个高收入国家历史上所用时间基本一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人均GDP水平而言，应当能够赶上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能否把握新时代新机遇的根本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而要推进这两方面的建设，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第一，之所以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一方面，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运动方式没有变，仍然是“发展”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尽管主要矛盾有所转化，但我国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的格局没有变。因而，党在新时代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要求没有变，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原则没有变，而“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首要的便是供给质量和供给体系的提升及完善。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两端——“需要”和“发展”本身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使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内涵发生了转化。就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言，我国发展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首先集中于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结构和水平及创新能力不够高，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等方面。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来看，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举措的着眼点集中于生产者，而不是像从需求侧入手那样把着力点集中于消费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生产者主要包括：一是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人——劳动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二是作为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三是作为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产业组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进入新时代特别需要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因而，创新成为改革的关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另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来看，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加快建设各方面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举措的落脚点集中于“结构效应”，而不是像从需求侧入手那样把落脚点集中于“总量效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质态改进、质量提升主要体现在结构高度的演进上，经济发展的实质和真正的困难在于结构优化和升级，经济发展的真正差距在于经济结构演进上的差距，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在于结构高度的不同。结构变化不同于总量增长，必须以效率提升为前提，而效率只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则是长期累积的过程，因而结构效应的显现是长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久久为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显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首要转变为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优先，是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结构质态的重要基础，包括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城乡结构，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结构演进的重要基础。
再次，新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新失衡深层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予以克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征在于“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又有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其主要原因集中于供给侧。就潜在的通胀压力而言，需求疲软的状态对价格上升难以形成拉动力，主要是供给侧的要素成本上升的推动，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供给体系效率和质量，以降低成本；就经济下行威胁而言，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从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来看，深层原因在于供给侧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匮乏，难以找到有效投资机会，而不是资本、货币量不足；从消费需求增速放缓来看，深层原因也在于供给侧，在实物形态上的质量差，结构不适应，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增长，在价值形态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而不是居民收入水平未获得增长。因而，克服“双重危险”并存的新失衡，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第二，之所以建设相应的经济体制，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要求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和政府职能的有效程度极大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切实形成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只有充分完善的市场竞争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更深入更精确，只有有效科学的政府调控才能更好地体现这种功能。而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经济体制上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说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一难题，那么，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对处理这一难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重点是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主体秩序是界定市场竞争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回答“谁在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交易秩序是界定市场交易条件（价格）如何决定的制度规定，回答“怎样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要素市场的价格制度。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的有机统一，即企业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机统一，构成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具有有效的激励和内在的约束，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硬约束，现阶段特别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的目的是使等价交换的原则得以贯彻，以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真实性，现阶段特别需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尤其是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形成要素市场自由充分有序的竞争性价格机制。“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再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改变宏观调控方式，把总需求调控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起来，以使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统一起来，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双重风险”并存的复杂失衡局面，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针对“双重风险”的防范出现方向性逆反效应，就更需要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度的总需求管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环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总量失衡深层原因的有效克服。另一方面，深化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协调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真正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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