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7年12月13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7年第七期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术沙龙。

       2017年12月13日下午16:00-17:30，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2017年第七期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术沙龙在明德主楼734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学术沙龙的报告人是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宋彦教授，她给我们带来的报告主题是“中国城市发展形态与环境质量研究”。

　　宋彦教授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终身正教授，同时也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林肯土地研究院研究员，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宋彦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低碳可持续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与交通、城市治理及增长管理、城市规划评估、大数据与智慧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决策支持系统应用。在本次学术沙龙上，宋彦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报告正是基于她所在团队的研究，把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聚焦在中国城市形态与空气污染的互相作用机制上，为我们揭示中国城市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在近几十年来历经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经济发展很快，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城市问题，如雾霾、交通堵塞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使得我们的城市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水准，这是我们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彦教授和她的团队从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之间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以中国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试图找出城市各种各样的形态能够对空气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宋彦教授总结出城市形态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影响空气质量：汽车尾气和热岛效应。一方面，城市内部各种各样产业、人口的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会影响人们的出行行为，具体表现为汽车尾气排放的多少，这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空气质量；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形态本身的特点，如城市钢筋混凝土建筑和路面的聚集程度，会使得城市形成不同程度的热岛效应，而热岛效应对于空气污染物的疏散是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也能对城市的空气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城市被称为“车轮上的城市”，在二战后经历了三十年快速的城市郊区化、城市无序蔓延，这种城市是否具有延续性的发展模式以及超低密度的城市向外扩散的发展模式都对空气质量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城市形态具有很不一样的特点，比如中国城市的新区新城。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国内的城市形态进行研究，以找出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宋彦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他们是如何研究中国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关系的：

　　第一，城市形态的测度。城市形态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尺度，反映了城市功能、土地利用、社会群体、经济活动的空间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以及各功能之间的交通联系。在宏观和中观上，城市形态能够引领交通。如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形态会形成环状的交通线路；哥本哈根主城区-次中心式的城市形态往往会形成放射状的交通线路。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上看，主中心和次中心之间一定会存在着联系，而且国内外的案例也表明，不存在和母城毫无关系的自给自足的卫星城能够发展得好的情况。因此，中国的新城作为一种能够自给自足的卫星城来发展还是作为与主中心有交通走廊连接的次中心来发展，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商榷。在微观上，对城市街道进行设计能够很好地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进而塑造出不同的城市形态。宋彦教授总结认为，城市形态的测度一般有五种方式：城市景观生态、经济结构、交通规划、社区设计和城市设计。在本次研究中，宋彦教授和她的团队采用城市景观生态和城市设计这两种方式来测度中国的城市形态。

　　第二，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宋彦教授及其团队使用157个中国城市的相关数据，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各类城市；此外，还收集到世界银行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以及相关的人口数据、环保数据、气象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等。他们运用夜间的灯光数据来确定城市真实的边界；建立了一套以人口为权重的污染程度衡量方法；选取6种空气质量指示物作为因变量，6种指标来测度城市形态，5个方面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是：城市人口密度高，污染程度低；主中心-次中心程度高，污染程度低；城市内部混合使用程度高，污染程度高；街道连通性好，污染程度低；城市连续性程度高，污染程度高；城市形状的复杂程度与空气质量不相关。总的来说，人口密度高且主中心-次中心程度高的城市，其空气污染程度较低。在结论的后面，宋彦教授还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量化模拟模型。通过建立城市仿真模型来模拟城市形态的变化对空气质量（如汽车尾气排放）的影响能有多大，为城市探寻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依据。根据宋彦教授团队的初步研究，相比于蔓延增长，城市精明增长能够对各种空气污染物的降低产生10%左右的影响效果。

　　第三，国外城市通过城市形态治理环境政策启示。在最后，宋彦教授以纽约可持续发展规划为例，给我们展现国外城市治理的相关经验。首先，纽约市编制了《纽约市2006-2030年绿色纽约》，提出到2030年全市额外减少30%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约束；其次，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来约束和控制实施过程，如在区划上的“法定图则”。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城市常常使用开发权转让、优先资助区、增值税和优惠税等手段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治理与开发；而在纽约的具体行动中，纽约市政府制定了低碳行动及执行评估图谱，详细展示了各方的职责和分工，以及行动的动态。此外，在机构保障上，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作为总体统筹单位，纽约市城市规划部门作为规划和行动主体并协调各部门沟通；在资金保障上，纽约市既采取财政预算、社会捐赠等传统的资金来源渠道，又使用市政收费等新兴资金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最后，宋彦教授与现场的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出席本次学术沙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可云教授、石敏俊教授、侯景新教授、姚永玲教授、付晓东教授、文余源副教授和刘玉副教授，以及部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